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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河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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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马杭州十余载,足登老山跨沧海。 留发还俗回河洛,唱着军歌从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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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一份老八路五十三年前的检查  

2012-03-01 11:57:15|  分类: 政治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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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老八路五十三年前检查
                                 一石河洛 [原创]一份老八路五十三年前的检查 - 一石河洛 - 一石河洛
 
      这幅照片是1938年冬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照的,时年17岁。
      那年,他同孟津县横水的几位进步学生经地下党介绍到“西八办”,董必武同志接受他们并安排人员送他们到延安,1939年2月进蟠龙镇抗大总校学军事。1941年2月毕业,由总部分配到129师386旅16团,先后担任排长、文化教员、连指导员、副教导员等职,是陈赓将军一直看中的部下。后因百团大战中负伤,转入地方,先后任上党地区敌工站站长,长子县县大队政委等职,参加了上党战役。1949年成立南下干部工作队,随长江支队到福建,先后担任浦城县委书记、建阳地委统战部长、宣传部长、省党校副教育长兼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闽候地委宣传部长、莆田地委宣传部长、省林学院党委副书记兼院长、省教育厅副厅长等职。1989年因突发脑溢血而病逝,年仅69岁。他就是我的伯父、一个老兵,从事了一生宣传工作的韩向阳先 生  。
      祖父膝下只有伯父和父亲两个,多少年来,虽然他们天各一方,但一直心心相印,相依为命。是那份至高的兄弟情,战胜了各种困难,瞻养着老人,维系着家庭。他们是我门姐弟几个的精神支柱和生活的依靠。在我的记忆里,到处都是他们的影子、、、、但有一事困惑我多年:伯父1954年担任副厅级干部,到1989年还是副厅,仅仅是国家开始定级时的13级提到了过世时的12 级,历经了几十年。他究竟犯了什么错。他逝世后,省四大班子的副职参加了追悼会,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陈奋武先生亲自挥笔,在白绸上书写了“半世纪风风雨雨,一辈子清清白白”的挽幛。这能说明什么呢?我不敢直面一直处于痛苦中的伯母。就这样,这个谜一直困惑至今。不久前,伯母给我寄来了一本她撰写的题名为“正义堂堂,忠心永恒—韩向阳52年前一份发人深思的所谓检查的册子。一口气读后,方才明白了半世纪风风雨雨的缘由,我感到愤怒:在抗日战场上,吃苦再大,流血再多,他无怨无悔,从没倒下,而在新中国的建设中,38岁的他怀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抱着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说了几句实话,却受到强权政治的残酷迫害,在党内控制使用,党外限制使用,从此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1989年9月5日,仅仅69岁的他背着“右倾机会主义”的沉重包袱含冤而终。
       伯父的所谓检查(九千字左右),较详尽地描述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期间,地市一级在贯彻落实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方面所表现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本想只作为追念伯父的遗物留存,但觉得对研究我党某阶段的政治和历史,还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故推荐给大家,若有兴致,欢迎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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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中间系我的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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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左一系我的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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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左三系我的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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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中间系我的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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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下时留影                                              1961年在中央马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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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我对所犯错误的检查
                                                                                韩向阳                                    1959年11月29日
       五八年以来,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光辉照耀下,经过大跃进、公社化,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了巨大的发展,使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有极其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可是在这个大风浪中,我经不起考验,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一直站在右的方面。开始是怀疑动摇,后来到今年上半年,特别是调整体制、整风算帐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观点,与党的现行路线相对立,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我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是大跃进方面:主要是在农业、粮食生产方面。大跃进一开始就发生怀疑,把立场摆错了。立场错了,方法和结论也错了。反过来,错误的结论又指导自己向错误的道路上发展。
      去年七月,在漳州党校辩论“万斤田”,反对"怀疑论",当时我也反对"怀疑论",但是我就是“怀疑论”者,认为“万斤田”从科学上讲,将来有可能,没有理由不相信科学上将来可能办到的事情,但现在不行。特别是目前我国科学方面水平还办不到,如果在科学方面还没有实现“万斤田”的措施的时候,我们领导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搞的好也可能会实现,但是认为把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到少量土地上,虽然可能实现“万斤”,那就会使大面积土地的耕作受影响,整个来说不合算。反对“怀疑论”,对别人是强调可能的方面,对自己则保留了“怀疑论”的不可能的方面,抱着“怀疑论”的观点,站在否定的立场上,成为后来一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起点。
       从这个“怀疑论”的立场观点出发,去观察整个农业生产,对“放卫星”,高指标,以及为此而实行一切措施,抱着“怀疑论”的否认态度,认为放那样多“卫星”指标那样高,能实现吗?如果实现了那很好,如果实现不了,达不到原定“万斤”指标又影响了大面积土地耕作,从整个来说是不合算,那就不好。后来实行“并丘”,“倒春种”,也是这样认为“早并”,稻子长不起来,如果“迟并”,稻子快熟了,那为什么要并呢?虽然“并丘”可以空出大量土地,采用“倒春种”的办法再播种,可使少部分土地“并丘”,大量土地“倒春种”搞不好,整个粮食生产会发生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都抱着消极否定的态度,认为很危险,是冒险。
        后来到春天,全省局部地区粮食紧张,机关、群众定量减少。本来粮食紧张是局部地区,我都错误的认为是普遍性的。关于粮食紧张的原因,我也作了错误的分析,认为放开肚皮吃饱饭是多吃,浪费了一部分这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我们对粮食估产偏高。特别是到今年上半年调整体制、整风算帐,发现食堂包饭困难,供给制太宽包不了,更觉得我们对粮食估产过高了。
        这就是我在农业生产,主要是粮食生产问题上产生的错误。发展的情况从万斤粮、放卫星,连到耕作措施,到秋收产量,到粮食紧张以及对粮食紧张的原因的分析等一系列的错误。一直站在右的方面,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抱着右倾机会主义的态度和看法,不从积极方面看问题,光从消极方面看问题。看这样不行,那样不行,这样有问题,那样有问题;只看产量没有这么多的现象方面,不看增产那样多的本质方面,对一切事情,最后对粮食增产得出错误的否定的结论。
        此外,和农业生产同时,再大炼钢铁,全民办工厂方面,也和农业方面一样,只要接触到一些现象,就站在右的方面议论非难,批评指责。去年大炼钢铁在漳州党校,听到大批人上山砍木材、烧木炭,就认为我们天天强调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用木炭、木材炼钢,不但经济上不合算,而且破坏了林木,破坏了水土保持,影响了气候,将形成严重后果。为了全民办工厂,去年十月省委号召每个干部捐献一个月工资,党校有一部分干部在群众运动中大家都捐献,自己不捐献又不行,捐献了,家庭生活又很困难,思想不通,只得一面捐献,一面补助,就认为干部还是这样,捐献了,家庭困难还可以靠生活补助,群众呢?就那么容易志愿的把金银首饰、家庭物资捐献出来吗?因此就认为是群众运动,大家都这样,大势逼人,不捐献也不行,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志愿的。特别是到整风算账的时候,过去群众捐献的东西要做处理,干部的捐献转作储蓄就觉得如果捐献是志愿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又作这样处理呢?这是极端错误的态度。
        其次,和我在大跃进方面所犯的错误相联系,人民公社方面的错误也是严重的,涉及问题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去年九月回河南老家,母亲为我做饭,看见家里火灶扒了个洞,少了个锅,母亲说“办食堂了,不叫自己做饭了,火灶扒了,锅也砸了。藏起一个,才留下了”。并说“快点做(指做饭),人家(指公社干部)来看见了不行”。我当时虽然对母亲说“不要这样讲,不会的”,但思想上却觉得这样办不对,这不是党的政策。在家几天,常去打饭,吃的是高粱面糊,母亲边吃边骂“这是人吃的?这是猪吃的”。自己当时虽也对母亲讲“不要这样讲”,刚办,以后会好的 。但在我思想上却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露天打饭,下雨、天冷、下雪怎么办?每家应留个小火、小锅,以备天冷保暖、饭冷热饭,不然怎么办?北方主要靠饭,应做得好一些,花样应调剂一下,不然同样东西做不好,群众吃着有意见,也浪费;老人、小孩、病人没办法;卫生工作应注意一下,大热天,卫生条件又差,搞不好会出问题。像这样一些问题一影响到思想上来,经常在脑子里打圈圈,觉得食堂问题很多,必须改善,但怎样改善呢?觉得物质条件很困难,特别是在北方。对比之下,觉得机关条件比农村好得多,可是机关食堂还有不少问题,如花样不多,买饭又挤,病人、小孩、老人一些要求解决不了,还有些同志在家做饭,还允许自己做饭。农村比机关条件差得多,办食堂能行吗?就一定都要到食堂吃饭,不许自己做饭吗?如果说不管吃什么、怎样吃?只要吃饱肚子了,那还好办,可是他们是刚刚离开个体自己做饭的农民,总是向往食堂比他们在家吃的好,至少是不比他们在家吃的坏,这是群众的要求,也是我们要求这样办的。只有这样,食堂才能巩固。这时,我思想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觉得应该是一方面办食堂,一方面也允许个体做饭吃,逐步使食堂代替个体。当群众看到在食堂吃饭比他在家吃还好,而且又方便的时候,群众都会积极参加食堂的;同时,还错误的认为,食堂问题是生活问题,生产集体(生产资料、劳动、分配等)与否是决定两条道路的问题,至于生活(指食堂)方面,虽然最终总要走集体,其迟早,并不决定两条道路。还错误地认为,我们在食堂问题上只看需要,不看条件,集体劳动,需要时间一致出工齐;劳力不足需要解放劳动力等,但这些需要,在目前条件下不一定必须拥办食堂的办法来解决,不一定随着公社化立即办食堂。这些错误的思想观点,到今年调整体制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系统的东西,而且还认为是对的。所以就在“红于专”的一次讨论会上说:“食堂,今年“指1958年“办也可以,明年办也可以,我们既然办起来了,就要把它办好”。实际上是认为食堂办早了,再迟一些,条件具备了再办也可以。
       另外,在食堂包饭包菜问题上,我也是错误的。在红于专编辑部一次讨论会上,有的同志认为如果包不了菜,光包饭也是大多数人拥护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这是粮食供给制的问题,但我却抱着怀疑的态度,认为不一定是大多数人拥护,当时思想是这样:认为拥护包饭的是人口多劳力少的人,这一部分人不一定占多数;不拥护包饭的是人口少劳力多的人,这部分人不一定占少数。这个思想完全是错误的。实际上一般说来前一部分人的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在农村是多数,这是个多数于少数的问题,更重要是阶级立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就很清楚的说明自己在党内代表了富裕农民和富裕中农的少数人意见,阶级立场上完全站在他们方面。同时食堂包饭是供给制的主要部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说明了自己在对待供给制问题上的态度是错误的。当时支持自己这种错误思想的,还有一个错误观点,就是片面的强调按劳分配,只看按劳分配对于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作用,看不见供给制(这是个共产主义的萌芽)的优越性,看不见实行供给制包饭,使广大贫下中农在生活上得到基本保证之后,发挥出来的生产积极性更大,在这样重大原则性的、涉及到根本立场的重大问题上,我是完全错误的。
        以上是关于食堂问题
        关于供给制问题。接触这个问题是去年在漳州党校,龙溪地委在海澄莲花公社实行供给制实验,包了14项(还是24项?),连理发、洗澡都包了,当时我认为包的太多、包不了,至多包了饭、菜、治病三项就不错了。后来听说南靖实行全面供给制,结果实行不了。看到这些问题,就认为实行供给制不能把现在的物质条件估计过高,包的太宽包不了,到今年上半年调整体制的时候,就认为过去之所以供给范围太宽,包的太多,就是因为过去把我们现在的物质条件,把去年的粮食产量估计高了。
        后来,在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上的错误思想,又提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来,认为对目前的物质条件估计过高,对去年粮食总产量估计偏高,也就是对目前我们的农业生产力估计高了,而食堂供给制是生产关系的内容,供给范围太宽,包的太多,就是由于对生产力估计高了,因此生产关系也改变的多了。所以“在红与专”编辑部一次学习中央“三级所有制”文件讨论会上,就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值得研究”,对目前农业生产力要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并解释说“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力,还没有起质的变化,在没有起质的变化之前,我们的农业生产力还不够巩固,还不够稳定。每年为了保持一定产量的增产,还要花很大的劳动力和很大的体力劳动,此外,还比较大的受着自然灾害的影响”。意思就是说去年把农业生产力估计高了,因此食堂办早了,供给制包的多了,集中多了,也就是说生产关系改变的多了,现在调整体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是调整生产关系,就是把生产关系改变多了的部分加以调整,说如果我们走得太快了的话,那我们就
 退不到可靠的基础上。
        在公社问题上,由于对去年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生产情况估计上的错误,再加上大炼钢铁、全民办工厂等问题上的错误,这就形成了对五八年大跃进形势估计上的错误。与此相联系的形成了在粮食和供给制问题上的错误。又进一步提到生产力生产关系问题上,认为对农业生产力估计高了生产关系也改变的多了,形成了我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的错误。
       此外,在公社大小问题上我也是站在右的方面。去年在漳州党校,龙溪地区各县都办公社,听到有的县是几个乡或者一个区合为一个公社,当时在自己思想上就提出了个问题:公社是大一些好呢?还是小一些好?当时自己思想是偏重于小一些好,几个高级社联合起来成一个公社就可以了。认为没有经验,为什么要一下子搞那么大呢?对于立即成立县联社,则是持根本不同意的态度。后来,由于思想转到其它更大的问题上去了,公社大小问题就未再考虑,但错误思想并未解决。到调整体制、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后,觉得队为基础以后,问题就解决了,公社大小比较来说问题不大,但自己思想还是认为小一些好,直到上次到福清去做公社调查之前还是这样。到福清调查之后,看到社小了不一定好,社大积累多、力量大、能办大事,这是很大的好处,人为队为基础之后,社还是大一些好。在公社大小问题上的 错误就是认为社小一点好,这也是和其他问题上的错误相联系的右的错误。
       第三、关于总路线问题
       去年七月在学习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的时候,认为党的总路线很正确。但是到大跃进公社化的时候和怀疑大跃进、公社化的错误相联系着,对党的总路线也发生了怀疑。怀疑总路线是不是要求这样快,要求这样的速度、这样的方法。究竟是总路线就是这样要求呢?还是在贯彻执行中的问题呢?对此发生了怀疑。后来,特别是到去年十一月间,看到大跃进、公社化中的问题很多,中央连续开了几次会议,就认为总路线不是要求这样这样快,不是要求这样的速度、这样的方法,这是贯彻执行中的问题,要求过急,方法也不够妥当。自己的具体思想是这样:总路线的实质,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是速度问题。但快到什么程度才符合总路线的要求呢?尽最大力量,能多快就多快,可是也有个方法为题;为了快,像五八年的方法太紧张,不是总路线的要求,是我们在贯彻执行中要求急,方法也就急,这实际是看不见五八年贯彻党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夸大了在贯彻执行中的某些缺点,站在党的总路线相对立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实际上是一种否定党的总路线的错误。
       第四、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看法问题
       我这次错误最严重,而且也是我最痛心的就是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发生了怀疑,不仅怀疑,而且还认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犯了“左的错误”。本来我们有了这样的党中央,有了毛主席这样的领袖领导着我们是够幸福了,还有什么怀疑?还有什么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看法”这样的问题存在呢?可是我正是在这样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正如同志们批评我的那样,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反而怀疑党中央和毛主席,认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犯了“左的错误”。
       我这个错误,是和我在大跃进、公社化、总路线上的错误相联系的,也是这些错误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大跃进中,特别是在今年调整体制、整风算账的时候,就认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贯彻总路线的时候,,由于要求太急,弄得很紧张,对去年农业生产力估计偏高,生产关系改变的多了,这样就认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犯了“左的错误”。但是觉得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在这样重大问题上,自己这样认识是不是对,还没有把握。中央没有讲,自己这样认识,又害怕不对,思想上很矛盾,很心虚,也很着急,就去找“红与专”编辑部的鲁彦同志,说“最近干部思想很混乱,我的思想也很混乱,是不是我们党犯了什么错误?”,又说“是不是我们在公社化问题上走快了,如果是,那就退到可靠的阵地上'"。当时还认识不到凡是左的错误就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只是认为左的错误,是在某些方面错了,还没有形成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当时问鲁彦同志的意思是他是领导同志,看看中央的精神怎样,或者他的认识是什么,把自己的认识也谈一下,看是对不对,这种情况下还不知道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说明已经犯了严重的错误还去问党是不是犯了错误。在这问题上,我深深地感到,我自己一直站在右的方面,不断地继续向右的方面发展,离党越来越远 ,就越来越认为正确的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大踏步前进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左了。实际上是自己右了,反而说党左了 ,自己越右,就越说党左了,从大跃进、公社化、总路线直到党的领导 。我就是沿着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发展的,直到最后自己犯了严重的 右倾错误 
另外,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看法上,过去就有一个非常错的思想,就是对中央有些同志犯错误常常有一种惋惜的情绪,不能以严肃的态度来看待不是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团结,以及为这个团结而进行的斗争,看作是路线问题和大是大非的斗争。因此,每当中央有人犯错误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惋惜、担心和忧虑的情绪,这也是和这一次怀疑党中央和毛主席犯错误有关系的。还在更早一些时候,也曾这样想:王明犯错误了,高饶反党,高岗死了,饶漱石现在不知干什么?怎么不叫王明、饶漱石到下面作个什么锻炼呢?去年传达八大二次会议精神,讲马鞍形、纠正反冒进,当时我思想上就发生怀疑;不知道这次中央又是那个同志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后来看到xxx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说他是反冒进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就觉得这件事情纠正就算了,还要在代表大会上检讨,后来又听说xx同志在这个错误上也有责任,心里就想:这样一个错误涉及到中央两个领导同志,中央久经考验、经验丰富的老领导人不多,这个犯个错误,那个犯个错误,犯错误的多了总不好。如果是小错误,检讨可以,但最好不要在代表大会上检讨,以免影响他的威信,锻炼和形成这样的领导不容易。如果是个大错误要处理,处理之后他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那还好,如果他不承认错误,心怀不满,到什么时候,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毛主席怎么办?认为中央这些领导不像我们,他们犯个错误不容易,但是如果犯了错误,纠正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他们都是政治思想理论水平很高,都有很多道理。像这样一类问题,过去在思想上曾经乱想,这是极端错误的。这是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政治上极不严肃的原则性的错误。
       第五、关于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
  我在这个问题的错误,也是和前面几个重大问题上的错误相联系的,在调整体制、整风算账前形成的 。由于站在右倾机会立场上,立场是右的 ,因此,对一切问题总是从右的方面看 ,在大跃进、公社化、总路线这些重大问题上不看成绩,光看缺点,光从缺点方面做出一系列错误的右倾结论 ,直到 最后提到党的领导问题上,认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犯了左的错误,这本身就说明我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这样一个说明党的工作中成绩与缺点的相互关系的重大原则问题上 ,也同样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这问题上我的错误思想及具体情况是这样:调整体制、整风算账就应该把我们去年的工作做个全面总结,把成绩讲清楚,把缺点错误也讲清楚 ,指出产生缺点错误 的原因和纠正的办法,这样比只是讲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要更能说服人一些,觉得光说成绩和缺点,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就不能说服人。我觉得我不会否定党的工作成绩,对我光讲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解决不了问题,觉得对我们自己来说需要的是把成绩具体讲清楚并肯定下来 ,也把缺点错误讲清楚,什么性质,什么原因,克服的办法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自己是要求要说明是否犯了错误,什么性质、什么原因,怎样纠正,自己不会否定党的工作成绩等等。这正说明我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只看见缺点和错误,看不见成绩。 因此,对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不感兴趣,听不进去,这正说明我不是不会否定党的工作成绩,而是已经否定了党的工作成绩 ,这正说明需要对我讲九个指头 和一个指头,因为我只看见党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看不见党的工作成绩 ,看缺点错误是具体的,承认成绩是抽象的,对缺点错误则很敏感,对成绩则熟视无睹,对工作不是全面的分析,从本质方面做结论,而是看一下成绩,看一下缺点,甚至 把成绩丢开,但从缺点错误方面做结论;不是参加群众运动站在左的方面积极的去干革命、把革命干成功,而是站在群众运动的外面,怕革命搞失败 。因此,唯恐哪一点上出问题,不知道看不到成绩而光看缺点会发生更大的问题。按照我的观点,正如同志们批评我的好像我们党的工作中成绩是应该的,不必讲;缺点是不应该的,是不能饶恕的,就必须讲清楚。这是很危险且极端错误的思想 ,这也是和党的总路线完全不相容的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新疆风光 - 山妹子 - 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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